位于臺北車站附近的南陽街俗稱“補習一條街”，那里的建筑外掛著各種關于補習的廣告招牌。資料圖片
前不久，臺灣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殺引發(fā)了全臺對補教狼師的控訴，同時也讓補習班的話題再度受到輿論關注。
招牌林立的補習一條街，五花八門的補習班，講課眉飛色舞的補習名師……在臺灣人的記憶中，補習班是從童年時代開始陪伴他們一路走來的“伙伴”。從小忙補習是臺灣教育的一大特色。
小學生補習投入大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學時，國小（臺灣對小學的稱呼）二年級的林詠盛都會在校門口等待爸爸。不過，爸爸沒有帶他回家，而是直接帶他來到補習班，之后一直忙到7點多才回家。語文、數(shù)學、英語，一門課都不會少。
林詠盛的情況不是個例。根據(jù)臺灣教育部門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15學年臺灣小學生中平均每10位就有7人參加校外學習活動，學生校外學習支出總額為601.1億元（新臺幣，下同），平均每人花費約6萬元。例如國小課后的英語補習班，一學期花費就在7萬元到14萬元之間。
進一步以公私立學校區(qū)分，臺灣公立學校學生在校外參加補習班、課后輔導的比例高于私立學校學生，金額達465.8億元。同時，私立小學學生的校外學習支出則以文藝體育類為主，約12.1億元，占私校學生校外學習支出54%。但總體而言，小學生參與補習仍以學業(yè)為主，其花費金額約是文藝和體育項目的2.2倍。
從補習渠道來看，國小生校外輔導仍以補習班為主，費用約564億元，用在家教的費用約36.4億元。
為上私校天天惡補
為何剛上小學補習就那么多？為什么私立小學的學生會更有機會接觸文藝和體育類的輔導，而不僅僅是參加學科補習班？臺灣教師工會總聯(lián)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表示，高補習率與家長希望孩子能順利上私立中學的風氣有關。
張旭政說，由于臺灣12年的基礎教育制度紊亂，導致很多家長一窩蜂想考私立高中附屬國中（初中）部，這樣可以不用通過中考，一路往上讀到高中畢業(yè)。因此，很多小學生被迫補習，為的是考上私中。
許多家長表示，看到每個孩子都在補，互相比較下，大家難免都會焦慮、緊張，生怕自己的孩子不如人。兒子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劉姓家長說，原本只想讓孩子學習音樂、美術等才藝，但孩子的多數(shù)同學都有補習或請家教，有人每周上5天家教班、或有人從小一起在全英語輔導班上課，當學科成績一出來，同學間也會產(chǎn)生競爭心態(tài)及焦慮感。“不補行嗎？”
不過，也有家長安排孩子補習主要是為了解決托管問題。臺灣的勞工處于高工時環(huán)境，多數(shù)家長沒有辦法準時下班去接孩子。因此上課后的托管班（臺灣稱為“安親班”）有助于解決家長接送孩子、輔導孩子寫作業(yè)的負擔。
補教業(yè)成為“搖錢樹”
盡管臺灣人從國小開始就要接觸補習，但臺灣的補習并不僅限于國小階段。從國中到高中到大學，直到考研究生、考公務員、國企招聘、資格證書考試等等，都有對應的補習班。甚至連美容、按摩、算命等，也都有補習班。
在臺北，最出名的補習班集中在臺北火車站附近的南陽街，整條街都掛著補習班的廣告牌，或者街邊的招牌上會有補習名師的照片，并附上他的宣言口號。從街頭路過，你也會經(jīng)常看到有人發(fā)傳單，傳單上列著某某補習班誰誰誰又考上哪所名校，以彰顯該補習班教學水平高。
臺灣的補習班如此發(fā)達，是有歷史原因的。從1954年到2001年，臺灣的大學入學考試一直實行大學聯(lián)考制度，錄取率很低，能通過者寥寥無幾。為了防止大學聯(lián)考成績不理想，一些專門針對升學惡補的補習班應運而生，補習風氣也愈演愈濃。
發(fā)展到后來，到2002年，臺灣開始實行多元入學制度，即不光是文化課，特長生和藝術類學生照樣可以考大學，但是根深蒂固的“名校情節(jié)”和“升學至上”在社會上仍有一定的市場。
臺灣作家廖信忠在《我們臺灣這些年》里曾提到，早在20多年前（1996年），臺灣的補習風氣就很盛行。在南陽街的大樓里，各種補習班坐落于內(nèi)。這些補習班有的能裝下三四百人，因而需要多臺電視來方便后排同學觀看老師的板書。
之所以補習班能有那么多學生追捧，廖信忠認為，原因在于他們都有所謂的“名師”。這些名師不管學術功底如何，但至少都能說會道。因為可能學生課堂上聽不懂的問題，在名師們手上就會化繁為簡，清晰易懂。如教數(shù)學的名師一般都會掌握口訣、速算方法等等。同時，他們也在講課的同時也會講笑話、說段子，讓課堂更有趣味性和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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