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世遺|左宗棠與福州正誼書院

#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

左宗棠與福州正誼書院

鄒挺超

1866年的一天夜里，福州藏書家楊浚的家里，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年少嗜書的楊浚，搜求各種圖書善本已經有年。上門的這位客人，顯然也是沖著他的藏書來的。此前便已經托人來說，但他所找的那套書太少見了，楊浚自然不愿輕易出借。

然而想不到的是，這位客人卻深夜便服到訪，這可讓楊浚犯難了。

他只能托故不見。因為到訪的這位，正是閩浙總督左宗棠，不久前他剛剛追擊太平軍從廣東回師福州。楊浚只不過是個內閣中書，從七品的閑職，目下正告假在家，哪敢因為借書這點小事勞動赫赫功臣、封疆大吏親自登門？

第二天，他急忙跑去拜謁。誰知這位一等恪靖伯一點沒有怪罪，反倒禮遇有加，還向楊浚表明，這套書自己確實找了很久，聽說楊家有全套，才請人去借，希望能整理校對重新刊印，不讓前賢心血淹沒，當然，重新校對的工作也希望楊浚能夠主持。

或許是被左宗棠的執(zhí)著打動，或許是被他折節(jié)容下的氣度所折服，楊?？粦剩瑩芜@套《正誼堂全書》的總校。

正誼書院的序幕就此拉開。

一套叢書，30年牽掛

左宗棠便服夜訪的故事，出自郭白陽的《竹間續(xù)話》。郭白陽是與楊浚同時代的藏書家郭柏蒼的后人，或許曾經聽先輩說過這段故事。

故事的真?zhèn)喂们椅鹫?。左宗棠對《正誼堂全書》的執(zhí)著倒是真的。

匯編這套叢書的，是康熙年間任福建巡撫的張伯行。作為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張伯行極為重視通過書院講學，“所至必興書院，聚秀民，導以朱子之學”。在福建巡撫任上，他捐出俸祿，建設鰲峰書院，祠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等程朱理學代表人物，希望重申福建綿延久遠的程朱道統(tǒng)。編刻“正誼堂”版理學叢書，也是為了這個宗旨。

“正誼堂”三個字來自鰲峰書院講堂，“正誼”取義于《漢書·董仲舒?zhèn)鳌?ldquo;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十分推崇這兩句話，曾將其收入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白鹿書院揭示》）中，作為“處事之要”教導學生。

張伯行原刻的叢書共收著作55種，基本匯集了宋明至清初程朱理學名著。

左宗棠少貧嗜學，他記憶最深的，就是在家塾中見到陳宏謀在湖南刊行的《四書》大字本和《五種遺規(guī)》，以及在朋友處所見張伯行匯刻的“正誼堂”殘缺本。張、陳都是“理學名臣”，所任職的地方都有書籍傳下，這讓他欽佩不已，認為這是“先正之流風”，體現(xiàn)了二人“為斯世斯民謀者”無不周。

他后來在給楊浚的信里回顧說，道光十三年（1833），自己在朋友那里見到“正誼堂”版的理學著作十幾種，其中所收錄的清康熙間著名理學家陸隴其的《讀朱隨筆》，他還曾抄錄給恩師賀熙齡及其兄賀長齡看，賀長齡認為這是“絕學孤本”，叮囑他收集全套正誼堂刻本，可惜當時沒有找到。聽說張伯行擔任江蘇巡撫時將版片帶去，他到江蘇時，也曾到書店找過，也沒找到。

同治五年（1866）的福建，真可謂是百廢待興，財政入不敷出、鹽政弊端、吏治、土匪等等，件件都讓左宗棠頭痛不已。盡管如此，他還是抽出精力收集“正誼堂”版書籍，可惜的是，鰲峰書院所藏的版片已經“蠹蛀無存”。

左宗棠一生推崇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宋學，對于乾嘉以來過分注重訓詁考據(jù)的學風頗有微詞，主張“箴漢學之膏肓，而一以朱子為歸”，認為糾正這種毛病，需要以朱子之學作為依歸。在朱子學的“大本營”福建任官，自然是他弘揚朱子為代表的閩學的大好時機。重新整理、刊印“正誼堂”版叢書的想法，由此而生。

這一年他給老部下、時任浙江布政使楊昌濬寫信，提到自己在福建做的事，除了“疏請造輪船、制福炮”“開蠶棉之館”，就是“設正誼書局，以續(xù)閩學之緒”?？梢姡谒哪恐?，這是除了船政、民生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紹繼閩學，體貼寒士

同治五年六月初四（1866年7月15日），正誼書局正式在福州新美里（今福州南后街黃巷）開張。

左宗棠創(chuàng)設書局，不只是為了校對、刊刻前輩編纂的叢書，更希望在福建士子之間形成一種讀書鉆研的風氣，實現(xiàn)他“續(xù)閩學之緒”的宗旨。這也正與當年張伯行創(chuàng)設鰲峰書院、刊刻理學書籍的宗旨吻合。

他在《創(chuàng)設正誼堂書局告示》中特別提到當年張伯行在福建的時候“講明正學，閩學大興”的事跡，表彰張伯行匯刻叢書“掃異學之氛霧，入宋儒之堂奧”，希望叢書重刻完成后，能放到各府縣書院，讓“吾閩人士得以日對儒先商量舊學”。他還期待自己公事之暇，能來局和“同志之士”共同探討。

左宗棠還專門撰寫了《正誼書局章程》，規(guī)定書局延聘總校一人，并派提調一人（相當于監(jiān)督），還要“考取分校百人”，其中再挑10位作為“覆校”。

清代讀書人真正做官發(fā)跡其實并不簡單，尤其是一些寒門子弟，就算考中舉人也未必有官做。左宗棠素來以“寒儒”自許，自然要為寒士考慮。參與校對的舉人、貢生，每月能拿到5兩白銀的“膏火”，維持家計壓力大大減輕。所謂的“膏火”，是舊時書院的常例，“膏”就是燈油，“火”是燈火，照字面解釋就是讀書人夜讀辛苦，給點燈油費補貼一下，相當于今天的獎助學金。正誼書局一年的膏火從二月發(fā)到十一月，因為開局是在六月，所以先發(fā)五、六兩個月，二、三、四月等到年終補發(fā)，算是體貼寒士，幫助他們過個好年。

當然，工資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覆校、分校每天必須到局值日，“日讀二十頁，校一千字”，才算合格?？紤]實際情況，如果有年紀比較大、精力不足的，可以斟酌再定量。當然，如果有人才力過人，工作量只增不減，記勤一次。如果值日沒到，那就要記惰一次，而且勤惰不能相抵，記惰十次就“出局”。如果不到還找人頂替的，即日出局。在書局混日子白拿膏火顯然是不行的。

左宗棠在章程中還特別提到，“舉貢等束身名教，當知自愛。如有飲博流蕩，沾染惡習，結交非人者，出局。尤不得出入衙門，干預公事。”值日之外，在家每天還要讀書寫日記，寫自己今天讀了什么，月底抄正交到書局，“以端品學”。根據(jù)全書總目所列的“校對姓氏”，實際參與重校的以閩縣、侯官兩縣的舉人為主，也有部分貢生，人數(shù)不止百人。后來曾主講正誼書院的葉大焯、擔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的張亨嘉都列名覆校之中，可見當時校刊工作網(wǎng)羅了不少福州本土人才。

《正誼堂全書》的重校，擔任總校的楊浚居功甚偉。從楊浚所撰寫的《正誼堂全書跋》來看，張伯行所刻原書散佚嚴重，就連藏書豐富的他家里也未必真有“完帙”。張氏所匯刻的這套叢書，很可能只是陸續(xù)刊刻，并沒有完整匯集。更糟糕的是，就連鰲峰書院院藏書目也未將這套書歸在一起，而是分列經史子集之中，完全失去了張伯行編定此書的原意，書目中旁注的“正誼堂版”字樣又往往脫略，給推斷原貌的工作又加了不少難題。

在楊浚主持下，書局著實下了不少功夫。他們根據(jù)張伯行文集中所收的各篇序言，按照他所訂立的立德、立功、立言、氣節(jié)、名儒粹語、名儒文集等分門別類，歷時9個月，總算大致恢復了叢書舊貌。

書局的新出路

遺憾的是，左宗棠并沒有等到全書校成便離開了福州。同治五年八月十七（1866年9月25日），他受命調任陜甘總督，十一月便正式離閩。受他賞識的楊浚不久后也入其幕府，前往西北，此后負責總校工作的是舉人林祚曾。

即將離任前夕，左宗棠寫信給老部下楊昌濬，總結自己治閩“六要”，其中又特別提到“開正誼書局為養(yǎng)士勸學之要”。

臨行之前，書局“同學諸子”請左宗棠題一副對聯(lián)，他欣然命筆，題曰：“青眼高歌，異日應多天下士；華陰回首，當年共讀古人書”。上聯(lián)用的是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青眼高歌望吾子”詩意，寄托了對后輩成才的期望，下聯(lián)中的“華陰回首”，似乎是概括宋代寇準《詠華山》“舉頭紅日近，回首白云低”，表達對后輩將來即便身居高位也不要忘記曾經共讀古人書的期許。這副對聯(lián)后來便掛在正誼書院正廳。

盡管身在西北戰(zhàn)場，左宗棠依然牽掛《正誼堂全書》，在全書總目中收錄有他給楊浚的一封信，寫于同治七年（1868）六月初八，這封信追溯了自己與《正誼堂全書》的淵源，并說書已刊成，自己“急欲一見”，拜托楊浚給他弄一部來。

正誼書局的開辦，本來是為校對、刊刻全書，書若刻成，理當撤掉。不過，在這之前，林則徐的好友、鄉(xiāng)紳楊慶琛，以及受左宗棠推薦出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就已經為它找好了出路。同治五年（1866）底，就在左宗棠赴陜甘不久，他們就向鎮(zhèn)閩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建議，將正誼書局改為書院。英桂撥款在福州東街駱舍鋪買下民房，加以修建，正誼書院就此登場。

書院在福建歷史悠久，自唐以來，歷代都新建了不少書院。清朝初期，因為擔心書院成為反抗統(tǒng)治的基地，壓制書院發(fā)展。康熙年間，張伯行在福州創(chuàng)建鰲峰書院，顯示當時清政府對此開始放寬。雍正十一年（1733）專門下了詔書，鼓勵各地督撫在省會設立書院，并對經費、管理等都作了規(guī)定。此后，書院在全國各地蓬勃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清朝福建共建書院470所，比唐宋元明各朝的總和還多。

清代的官學基本失去教學功能，只剩下考課，書院辦學形式靈活，又比私學規(guī)模更大，官辦的書院很大程度上便替代了官學的教學功能。生員和未進入官學的童生，往往一邊在官學應考，一邊在書院學習。

在當時的福州，已經有兩所全省性的書院，一家就是鰲峰書院，另一家則是嘉慶間興建的鳳池書院。這兩家都以招收監(jiān)生、生員、童生為主。

作為后起的書院，正誼書院延續(xù)了書局特色， 主要面向舉人， 當然貢生也可入學。當時書院基本以應試教育為主，監(jiān)生、生員、童生在書院學習，是為參與鄉(xiāng)試中舉做準備。舉人雖然算是踏進做官的門檻，但在仕途上往往止步于中低層，像左宗棠這樣以舉人身份因軍功而成封疆大吏、封侯拜相的，算是特例。對于舉人們來說，幫助他們通過會試、殿試，出人頭地，才是最大的需求。正誼書院正滿足了這樣的需求。

正誼書院與鰲峰書院、鳳池書院以及后來成立的致用書院并稱為清代福州四大書院，其組織管理也多半?yún)⒄债敃r的書院體系。至于書院的經費，主要來自官費?！?a href="http://www.huntstaylorcreekcontractors.com/news/fj/" target="_blank">福建省志·教育志》中還提到，同治六年（1867），閩浙總督英桂準在厘金項下?lián)茔y5萬兩交給商戶以1分1厘放貸，維持正誼書院運轉。這樣算下來，每年也有5000多兩，應當夠各項開支。

錯失的歷史機遇能否拾回？

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由于中法戰(zhàn)爭被委派來主持海防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長逝。

這一年九月十二日的《申報》專門報道了左宗棠靈車在福州起行的情況，其中特別提到“紳士及正誼書院肄業(yè)生皆在南臺中亭路祭”。

幾十年后，福州人何剛德在他的《客座偶談》中兩次提到正誼書院，將其作為左宗棠對福建文教的一大貢獻，并評論說：大亂之后，就投入“修明文事”，元老明達事理、施展方略，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過，從旨在傳承、光大閩學的正誼書局，到作為應試教育基地的正誼書院，這樣的結果，對汲汲功名從來都持批判態(tài)度的左宗棠不知會否苦笑？

光緒五年（1879），陳寶琛主考甘肅鄉(xiāng)試，首場以“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二句命題。左宗棠在給甘肅布政使崇保的信中對試題十分贊賞：“頭場試題均極正大，實義虛神，足覘學養(yǎng)所到。”根據(jù)陳寶琛的妹夫高向瀛為陳家所藏左宗棠手札寫的跋文，這就是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以課正誼書院舉貢者”，陳寶琛當時也“與試得首列”。此時左宗棠任陜甘總督，“因試斯題，固有用意”。

陳寶琛出身福州螺洲書香門第，后來的末代帝師，他是同治四年（1865）舉人，同治七年（1868）才赴京會試，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期間，他很可能在福州。高向瀛所言或有所本。

不過，陳寶琛并不在《正誼堂全書》重校姓氏名錄上，如果這條材料可信，或許可以推斷，左宗棠曾在正誼書局舉行過考課，而所考課的對象或不限于參與校對的舉貢。這已經很類似于書院了。

同治十年（1871），翁同龢的哥哥翁同爵檢關中書院《七經》舊版，重新印發(fā)各府州縣書院，左宗棠在批札中提到任閩浙總督期間尋訪“正誼堂”版書籍的事情，并說自己“乃立正誼書院，親課諸生，?？舶贁?shù)十卷”。當然，此時正誼書院已經成立，左宗棠可能只是順口稱為“書院”而已，有趣的倒是這里所提到的“親課諸生”一語，可以與高向瀛所言相互印證。

不妨大膽地推想一下，如果左宗棠不是那么快離任，會不會自己就將正誼書局改成書院呢？再進一步，如果由左宗棠親自主持，正誼書院會不會像阮元創(chuàng)辦的學海堂、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尊經書院那樣別具一格呢？

不過，歷史容不得推想。正誼書院終究沒有像左宗棠在福州所倡議設立的船政學堂那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大放異彩。

1902年，在左宗棠去世之后十多年，鳳池、正誼兩家書院合并，成立了福州第一所公立新型學堂——“全閩大學堂”。合并之議，出自葉大焯之子葉在琦，他也是學堂的首任監(jiān)督。當時的中國，革新傳統(tǒng)教育、將各省學院改為新式學堂的呼聲越來越大。出身教育世家的葉在琦的倡議，正是順應了時勢。

1905年，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正誼書院自然也停辦了。

1913年，福建圖書館遷入正誼書院舊址。歷經百余年風雨滄桑，2009年，正誼書院在原址重修，并于2013 年被福建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15年1月25日，正誼書院重新開院。全新亮相的正誼書院，依托福建省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資源，以“文化·傳統(tǒng)·經典”為內容定位，成為普及國學、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課堂，以及高端研討、學術引領的重要平臺。弘揚傳統(tǒng)文化，引領學術研討，振興閩派文化，或許這才更符合150年前左宗棠開正誼書局時“續(xù)閩學之緒”的宗旨。

青眼高歌，望吾子于目下；

華陰回首，念前賢在心間。

（摘自《閩都文化》201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