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武王墩墓考古：動植物遺存回溯舌尖荊楚

九室楚墓逐漸揭開神秘面紗，其中多室已清理完畢；出土3000余件（組）文物，其中青銅器150多件（組），有關鍵證據直指墓主身份；大量動植物遺存以及琴瑟等樂器，生動展現(xiàn)當年旨趣……

備受關注的安徽淮南武王墩墓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又傳來振奮消息：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東一室南端放置的大鼎出土后測量，超越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這些文物有何講究，又訴說著怎樣的故事，對此，記者進行了深度探訪。

大鼎“亮相” 關鍵信息直指楚考烈王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的使用與祭祀、朝聘、征伐、宴饗、婚冠、喪葬等緊密相連。武王墩墓的東一室專門存放青銅器，目前已提取青銅器150多件（組），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開蓋即見的一個大銅鼎。

記者探訪時，武王墩墓的大銅鼎已被轉運出坑。此時的實驗室里，身著白大褂的文物保護人員正圍著它進行初步的清理和保護。由于兩個鼎腿有裂縫，考古人員用繃帶包裹住鼎腿，以木架托護底部，分散鼎腿承重。盡管被掩埋地下兩千多年，鼎上最初的吉金色仍隱約可見。

武王墩考古項目實驗室負責人張治國介紹，經過實驗室內的再次測量，該銅鼎口徑達到88.9厘米，超越了楚大鼎（鑄客大鼎），重量超過400公斤。據專家初步判斷，其造型是附耳折沿深腹鼎，鼎耳和鼎身都有精美的紋飾。“上面是否有銘文等記錄，表面紋飾精細識別等工作正在開展。”張治國說。

“三足鼎立”“一言九鼎”，成語足見鼎作為力與禮的象征，彰顯至高無上的權力，除了烹煮食物，更是一種標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

此前，我國發(fā)現(xiàn)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最大最重的青銅圓鼎是距武王墩墓不遠處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鑄客大鼎），鼎高113厘米、口徑87厘米，鼎耳及沿口下部鑄飾菱形云紋，三足碩大寓示著“鼎立天下”，腹底部、足膝部、沿口處刻有“安邦”“鑄客”等銘文，體現(xiàn)出楚人定都安邦的愿景。李三孤堆是楚考烈王的兒子楚幽王的墓。

結合墓葬規(guī)模、結構、出土文字材料與文獻史料等綜合分析，考古專家判斷，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而實驗室正中桌子上擺放的一件筆記本電腦大小的青銅簠，正是此輪發(fā)掘提取出墓主身份關鍵證據的重要器物之一。

武王墩考古項目負責人宮希成告訴記者，此次專家在部分青銅器上發(fā)現(xiàn)有長短不一的銘文，最多的一件有28字，一件青銅簠上刻有銘文“楚王酓前作鑄金簠以供歲嘗”，據古文字學最新研究，“酓”字和“熊”字的古音相近，可以通假。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楚惠王鎛鐘上面“熊章”就寫作“酓章”。“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完（亦有作“元”）。

古代有“列鼎制度”，周代的禮制規(guī)定：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東周，則是天子、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楚國的青銅器還推崇獨特的配對與組合，楚人不斷從獨特的角度對禮制進行著調整與重構。區(qū)別于既往，此次武王墩出土的青銅器種類尤為齊全，還形成了“九鼎八簋”等青銅禮器的組合。

“東一室的器物分五層堆積，我們分層提取，不完全統(tǒng)計，已提取出三套青銅禮器，包括鼎、簋、簠、敦、鈁、壺、甗、豆、鑒、釜、盤、尊缶等，其中兩組‘九鼎八簋’，印證出武王墩墓的王級等級。”宮希成說。西周以來，鼎、簋等食器升級成為青銅禮器的核心，通過形制、大小、組合關系體現(xiàn)等級，用以“明尊卑，別上下”，形成獨特的禮器體系。

簋常用于盛放煮熟飯食，圓口雙耳；簠是盛粱、稻的容器，器蓋和器身形制相同，故而可以倒置；鈁常用以盛酒，甗則更為有趣，上部是甑，用來放置食物，可通蒸汽，下部是鬲，燒水煮湯，被網友戲稱為古代“蒸鍋”。其中首次發(fā)現(xiàn)能“折腿”的甗，這件2000多年前的文物“膝蓋處”竟設置折疊機關，且隱藏在獸面花紋后，三足折疊可達90度。

不可否認，一件件楚系青銅器革故鼎新、繁縟夸張、纖巧奇詭，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但武王墩墓和李三孤堆出土的青銅器鑄造工藝較早期器物已相對粗放。“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此時的楚國已從稱霸一時的超級大國變成強弩之末。”武王墩考古項目執(zhí)行領隊方玲說。

風味“回歸” 動植物遺存回溯舌尖荊楚

所謂“鐘鳴鼎食”，就是擊鐘奏樂，列鼎而食。史書記載，楚人的飲食有“食如玉”之稱，吃得高檔，食之精細。《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

此番武王墩墓考古發(fā)掘，可見一斑。諸多列鼎等青銅器中，找到了動植物遺存。通過跨學科、多平臺協(xié)作，研究團隊系統(tǒng)開展了動植物遺存鑒定、殘留物分析工作，其中動物骨骼遺存鑒定出黃牛、豬、狗等10多種動物，植物遺存則發(fā)現(xiàn)葫蘆、甜瓜、梅、栗等瓜果、堅果，粟、黍、水稻等農作物，花椒、錦葵等香料作物，以及傳統(tǒng)中藥植物吳茱萸。

古代的家畜，最莊嚴的歸宿是祭祀，產肉量最多的牛、羊、豬是最重要的三種祭品，合稱“三牲”。三牲齊備，稱為“太牢”。在武王墩出土的這些底部有煙炱痕跡的青銅烹煮器內，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大量動植物遺存，包括牛、豬、狗、獐、梅花鹿、鴨、雉等，還有鲇魚、青魚等不同種魚類。

生產方式是農耕漁獵、飲食結構講究飯稻羹魚、飲食形式注重鐘鳴鼎食、飲食質量強調五味調和，《戰(zhàn)國策·宋衛(wèi)策》記“荊有云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yōu)樘煜吗?rdquo;，由此可見，楚國食材相當廣泛。

有趣的是，此次考古人員在一些烹煮器里至少發(fā)現(xiàn)了十幾種菜肴，還找到了一些用以捆綁食物的“打包繩”，一些動植物遺存“混搭”在了一起：譬如梅子與豬，葫蘆與雞，豬與牛……有網友評論稱“蒸乳豬、燉牛排、梅子排骨、葫蘆燜雞……楚國國宴也太親切了”。

在武王墩考古實驗室內，低氧滅菌室里存放著東一室里打撈出的植物邊團。張治國告訴記者，經初步分析，植物邊團里包裹著李子、梅子、栗子、甜瓜子、蓮子等瓜果和水稻、粟、黍等農作物。有專家判斷，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下葬時期可能是在夏季或秋季植物成熟的時節(jié)，也有人大膽想象，墓主可能生前喜好這些果蔬。

“通過動植物遺存考古，不僅可以還原楚國人的飲食喜好、生活習慣，還可以和其他不同遺址發(fā)現(xiàn)的動植物遺存關聯(lián)起來，了解這些動植物的家養(yǎng)史和馴化史。”張治國說。

也許正如《淮南子》說“荊吳芬馨，以嚂其口”，這每一樣都是楚人唇齒留香的證據。可以想見，當年的楚人從來沒有把自己束縛在一張乏味的菜單上，而是懷著對食物的理解，享受自然給予的饋贈，不斷尋求轉化的靈感。人間至味，隨光陰傳承至今。

余音繞梁 樂器玉器彰顯千年雅趣

近日，一曲由2000多年前的編鐘演奏的《茉莉花》引得無數(shù)人側耳靜聽。

這組編鐘出自武王墩，考古人員對它進行了整理和測音，發(fā)現(xiàn)其音列完整、承前啟后。“正好是宮商角徵羽這樣一個序列，和后來漢代包括海昏侯墓一致，證明了從戰(zhàn)國晚期到漢代音樂是有傳承的。”武王墩考古發(fā)掘項目考古一組組長張聞捷說。截至目前，武王墩主墓發(fā)現(xiàn)兩組編鐘，保存基本完整。

在我國古代，“金聲”指古代樂器“鐘”發(fā)出的聲音；“玉振”則是樂器“磬”的發(fā)聲。單一個武王墩，可謂將旋律描摹到極致，不完全統(tǒng)計已經發(fā)現(xiàn)三類、一百多件音樂文物。

楚國不但完整繼承了中原的八音之制，更將無與倫比的想象力與浪漫主義融入傳統(tǒng)樂器中。此前出土的漆木虎座鳥架懸鼓是楚地特有的一種樂器。在湖北、河南等地的楚國貴族墓中時有出土，而武王墩的這件殘高仍有1.92米，是中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大的漆木虎座鳥架懸鼓。

在漆木器保護室內，武王墩考古項目實驗室工作人員溫婧琦正在整理此番清理出的琴瑟等弦樂器以及笙竽等樂器殘件。最長的一塊瑟板約2.1米，瑟枘上還殘存著絲弦痕跡；笙竽類樂器不僅有吹嘴、笙斗、苗管，還發(fā)現(xiàn)了簧片，這是樂器發(fā)聲的音源。

“目前現(xiàn)場保護階段，我們對漆木器的保護主要是及時提取有效信息后做初步的清理，再入去離子水做穩(wěn)定性保存，后續(xù)會進行清洗、脫水、干燥、修胎、髹漆等一系列修復步驟。”溫婧琦介紹。

此前與漆木虎座鳥架鼓一同被追回的“內樂”虎座，虎背有長方形鉚孔，是放置編鐘的底座，虎腹胸處刻有“內樂”字樣銘文。“外樂”一職雖不見于《史記》《漢書》等傳世文獻，但散見于秦代封泥、漢代簡牘、戰(zhàn)國鐘虡銘文等出土文獻。

有專家推測，“內樂”應該是相對于“外樂”而言的。秦至漢初，掌祠祀、宗廟之樂的當是“外樂”，掌宮廷、宴饗之樂的則為“內樂”。更為難得的是，此次考古人員在墨書文字中找到“樂府”二字，槨室內對應放置樂器，這也將樂府機構設置的最早時間由秦提前至戰(zhàn)國時期。

周代尚德，君子比德于玉，也愛佩玉。武王墩墓提取出的龍鳳形玉佩、玉璜、玉管、玉環(huán)、玉璧等玉器，相當精美。所謂王身出玉聲。據張聞捷介紹，按照《禮書》所述，古人懸掛主玉佩時，會從胸前綴到膝蓋，走路時，玉相互碰撞，發(fā)出“佩玉鏘鏘”的聲音，以此用來調節(jié)步伐的節(jié)奏，顯示氣度。

無論是樂器之聲或是玉器之聲，武王墩的悠揚之聲可謂余音繞梁，仿佛能夠追尋那些屬于中國的輝煌歷史足跡，感受千年文化的脈動。

科技賦能 與時間搶“時光”

截至目前，武王墩一號墓（主墓）北室、西室和東一室已發(fā)掘完成，東二室和南一、二室發(fā)掘工作接近尾聲，之后將發(fā)掘中室。相關考古發(fā)掘工作，如今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

地下，時常霧氣籠罩。研究團隊在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搭建霧化噴淋系統(tǒng)，每天分時段霧化噴淋，能夠有效控制槨室內微環(huán)境，避免了槨板、漆木器等有機質文物因溫度升高、水分蒸發(fā)而開裂與變形。

地上，多個實驗室里緊鑼密鼓開展出土文物保護和多學科研究。提取到室內的各類文物及時采取了應急保護措施，易腐變的有機質文物樣品存入低氧滅菌艙，控制濕度和氧氣以減緩其劣化速度；提取的大量木俑已開展了清洗和保濕處理，著衣俑表面織物已利用絲蛋白技術原位加固；漆器紋飾和圖案采取了曲面微區(qū)X射線熒光光譜儀進行信息提取，為后續(xù)修復提供科學依據。

專家判斷，武王墩一號墓（主墓）出土文物有望突破4000件（組）。歷經2000多年，仍能夠出土如此之多珍貴文物，的確令人稱奇。專家推測，這可能與武王墩墓多重加固、高規(guī)格的營建標準有關。目前，專家對此正進行深入研究。另外，淮南濕潤的氣候也對武王墩墓地下文物尤其是木質文物起到了良好的保護作用?？脊沤缬芯涿裕?ldquo;干千年，濕千年，不干不濕就半年。”武王墩的文物埋藏環(huán)境是個“飽水”環(huán)境，這樣形成了相對封閉的保存空間，抑制了木腐菌的快速生長，降低了木材的腐蝕進度，保障了棺槨形制及木質文物的基本穩(wěn)定，有利于文物保存。

考古人員還發(fā)現(xiàn)了200多件素俑和80多件著衣俑，在有機質實驗室里，這些木俑被浸泡在去離子水中。木俑形態(tài)有三種，跪坐、站立、分襠，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木俑的身子和頭原先是通過三根小小的細木條連接，十分精密，后因槨室進水，導致原本站立的木俑倒塌、分離。

兩架漆木車的發(fā)現(xiàn)讓考古人員驚喜不已。盡管整車已經坍塌，但通過車輪直徑尺寸看出木車規(guī)模較大。“目前我們正在對相關文物進行保濕、去污，后期再用化學材料進行處理，支撐起木材的細胞結構，使其不變形、不開裂。”張治國說，“可以看出，這些姿勢不同的木俑、漆木車、樂器，應當是組成了某種場景，我們期待將它們復原的那一天。”

淮南市同步加強相關保障，配合考古工作需要及時啟動文物保護用房擴建與墓葬周邊環(huán)境整治，進一步完善安保措施，在重要進出路口設置卡點，在發(fā)掘區(qū)域內安裝電子圍欄，并配備公安干警和安保人員24小時值班，做到全封閉、無死角管理，確保發(fā)掘現(xiàn)場和文物庫房安全。

今年五一期間，淮南市博物館舉辦了“武王墩發(fā)掘進展圖片及部分實物臨展”，現(xiàn)場游人如織。不久前，張聞捷來到博物館，給廣大市民和考古愛好者開了一堂講座，主講“楚人的葬禮”。“讓我們近距離地感受武王墩墓的秘密，也希望武王墩墓的發(fā)掘能夠為安徽文物考古添加更多光彩。”安徽博物院志愿者梁君華說。

追問謎題 期待千年大墓繼續(xù)“開口”

楚國，戰(zhàn)國七雄之一，曾問鼎中原，雄霸一方，也曾數(shù)次遷都，有些狼狽。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為避強秦而遷都壽春——今淮南壽縣一帶，歷經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負芻四王，直至18年后被秦所滅，壽春城得以見證楚國的余暉。

楚考烈王年輕時曾到秦國當質子，他父親楚頃襄王病危時，他和楚國的使臣、春申君黃歇互換裝束后逃出咸陽，回到楚國，留下“偷梁換柱”這一典故。逃回楚國的熊完繼承王位，遷都壽春三年后薨逝。

目前的武王墩墓考古發(fā)掘，已經從諸多斷面看到：當年的楚人是如何樂生的、浪漫的，“靈魂”仿佛可以上天入地，汪洋恣肆。武王墩墓考古成果生動展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武王墩墓考古和保護利用將對促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發(fā)揮重要作用。

專家介紹，武王墩墓已出土文物的形制、紋飾、組合等具有戰(zhàn)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對動植物遺存進行的精細化清理和鑒定，為研究和復原戰(zhàn)國時代的用牲習俗、飲食習慣、生業(yè)經濟等問題提供了寶貴資料。

考古人員經紅外掃描，采集到1500多個楚系墨書文字。“一豎一個圈表示10，代表第十塊蓋板……”張治國對照此前通過紅外技術識別提取的槨室蓋板上的墨書，給記者釋讀文字內容，可以看見文字大致分三部分，包括方位、槨室功能、數(shù)量和位置關系。這些墨書不僅存在于槨室蓋板上，還存在于底板、側板、槨壁，槨室內的少量竹簡則主要記錄文物清單。

同時，考古人員在出土的青銅器、漆木器上提取到了一些秦文字、三晉文字等，這些體系不同、風格多樣的文字內涵信息豐富，有待于進一步研讀。“有可能會解釋很多我們過去不理解的事情，比如器物的定名、歷史事件、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等。”宮希成說。

仍有諸多謎題亟待解答，譬如現(xiàn)場出土了大量龜殼，它們是用來做什么的；是否還會有更多竹簡的出現(xiàn)，竹簡上是否還會出現(xiàn)更多信息等。這些待解之謎牽引著考古工作不斷深入，也牽動著不少關注者的心。

“我們在用現(xiàn)代人的觀念來理解2000多年前的人。他怎么做，為什么那樣做？想要準確地復原過去，就需要找到更多的信息。”在宮希成看來，一系列謎題是武王墩墓考古的難度所在，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記者 陳諾 劉美子 屈彥 白斌）